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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有了学习的地方，我们却没有了学习的状态，在坐下不到三十分钟的时间里，杨阳抽了四根烟，我去了三趟厕所，后来好不容易看了几眼书，却被楼道里的吵闹声弄得没了。
外面一堆人在议论着高数，有人说这次考试出题偏难，有人说无外乎就书本上那些东西，还有人说不考了，去办个缓考。杨阳听到后面这句话后茅塞顿开，决定放弃高数考试，去办缓考。
杨阳问我：“你还考吗？”
我说：“甭管怎么着，我都想试试。”
“好吧，那我先回宿舍了。”杨阳收拾好书包，步履轻盈地走出教室。
办理缓考是需要证明的，可以是校医院开出的病假条或家里的事假条，教学科的老师只有看到白纸黑字的证明，才会给学生办理缓考。
杨阳现在的身体状况异常优秀，医院不可能给一个健康人开病假条，杨阳问我怎么办，我说：“让你妈给老师打个电话，说家里有急事，不能参加考试。”
杨阳说：“不想让我妈知道我不去考试。”
“那就跟老师说你姥爷病了，需要你照顾。”
杨阳突然拍着自己的大腿说：“反正我姥爷已经死了好几年了，我就说我姥爷昨天刚刚去世，我要去参加葬礼。”
“这儿招行，老师也是有感情的。”
不知道杨阳从哪里弄来一个黑纱，套在胳膊上，问我：“怎么样？”
“不错，就是你还不够悲伤。”
杨阳又用凉水洗过脸，没用毛巾擦，而是等着风干，然后照着镜子将整齐的头发胡撸了一把，悲痛欲绝地出门了。
我躺在床上继续看着高数书，杨阳满心欢喜地走进来。一看便知，他成功办下缓考。
“办了？”我问。
“办了。”杨阳坐在床上点了根烟，将事情的全过程向我娓娓道来：
“我刚出宿舍楼，眼睛里就进了沙子，揉了半天，沙子没出来，倒是把眼睛揉红了。我进了老师的办公室，一个女老师见我戴着黑纱，眼睛红肿，就语气平缓地问我有什么事。我没有哭但还是泣不成声地告诉她，我姥爷去世了，他生前最疼爱的人就是我，甚至超过了我姥姥，所以我明天要去给他老人家送葬，不能参加考试了。这个女老师也是性情中人，她劝告我节哀顺变，不要过于悲哀。我感谢了老师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，老师说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分子，出了这种事情，谁的心里都不好受，然后拿起教学科的印章，在我的缓考证明上深深地盖下去。接过证明，我几乎是夺门而出，女老师冲我喊道：‘同学想开点儿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！’。”
杨阳手舞足蹈地向我描述了事情的经过后，兴高采烈地去图书馆借小说了，我却不得不继续忍受高数的煎熬。
到了这个时候，学校居然没有开设通宵教室，无论我的学习**多么强烈，都不能如愿以偿。我坐在教室里刚刚把高数书的前三章看完，看楼的大爷就开始逐间教室哄人，已经十点半了，到了教室的锁门时间。我翻了翻高数书，还剩四章没有看，但只能收拾好书包，心情沮丧地回到宿舍。
走进宿舍，见除了杨阳已经躺到床上外，其余四个人正围坐一圈，在有说有笑地洗着脚。我艰难地穿越过那些泡着脚和袜子的脸盆坐到自己床上，马杰问我：“复习得怎么样？”
我说：“明天悬了，看了还没一半。”
马杰安慰我说：“没事儿，我看得也不好，明天上午还要接着看。”看他轻松的神态没有流露出半点儿焦急的意思。
我掏出高数书继续复习，他们谈笑风生地擦脚、洗袜子、倒水，然后陆续上床。
宿舍楼在考试期间不掐电，马杰上床前看也没看我一眼，随手关了灯。
“操！”我喊了一声。
“怎么了？”马杰说。
“你没看见我正在看书吗！”
“都挺晚了，明天还考试呢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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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有了学习的地方，我们却没有了学习的状态，在坐下不到三十分钟的时间里，杨阳抽了四根烟，我去了三趟厕所，后来好不容易看了几眼书，却被楼道里的吵闹声弄得没了。
外面一堆人在议论着高数，有人说这次考试出题偏难，有人说无外乎就书本上那些东西，还有人说不考了，去办个缓考。杨阳听到后面这句话后茅塞顿开，决定放弃高数考试，去办缓考。
杨阳问我：“你还考吗？”
我说：“甭管怎么着，我都想试试。”
“好吧，那我先回宿舍了。”杨阳收拾好书包，步履轻盈地走出教室。
办理缓考是需要证明的，可以是校医院开出的病假条或家里的事假条，教学科的老师只有看到白纸黑字的证明，才会给学生办理缓考。
杨阳现在的身体状况异常优秀，医院不可能给一个健康人开病假条，杨阳问我怎么办，我说：“让你妈给老师打个电话，说家里有急事，不能参加考试。”
杨阳说：“不想让我妈知道我不去考试。”
“那就跟老师说你姥爷病了，需要你照顾。”
杨阳突然拍着自己的大腿说：“反正我姥爷已经死了好几年了，我就说我姥爷昨天刚刚去世，我要去参加葬礼。”
“这儿招行，老师也是有感情的。”
不知道杨阳从哪里弄来一个黑纱，套在胳膊上，问我：“怎么样？”
“不错，就是你还不够悲伤。”
杨阳又用凉水洗过脸，没用毛巾擦，而是等着风干，然后照着镜子将整齐的头发胡撸了一把，悲痛欲绝地出门了。
我躺在床上继续看着高数书，杨阳满心欢喜地走进来。一看便知，他成功办下缓考。
“办了？”我问。
“办了。”杨阳坐在床上点了根烟，将事情的全过程向我娓娓道来：
“我刚出宿舍楼，眼睛里就进了沙子，揉了半天，沙子没出来，倒是把眼睛揉红了。我进了老师的办公室，一个女老师见我戴着黑纱，眼睛红肿，就语气平缓地问我有什么事。我没有哭但还是泣不成声地告诉她，我姥爷去世了，他生前最疼爱的人就是我，甚至超过了我姥姥，所以我明天要去给他老人家送葬，不能参加考试了。这个女老师也是性情中人，她劝告我节哀顺变，不要过于悲哀。我感谢了老师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，老师说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分子，出了这种事情，谁的心里都不好受，然后拿起教学科的印章，在我的缓考证明上深深地盖下去。接过证明，我几乎是夺门而出，女老师冲我喊道：‘同学想开点儿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！’。”
杨阳手舞足蹈地向我描述了事情的经过后，兴高采烈地去图书馆借小说了，我却不得不继续忍受高数的煎熬。
到了这个时候，学校居然没有开设通宵教室，无论我的学习**多么强烈，都不能如愿以偿。我坐在教室里刚刚把高数书的前三章看完，看楼的大爷就开始逐间教室哄人，已经十点半了，到了教室的锁门时间。我翻了翻高数书，还剩四章没有看，但只能收拾好书包，心情沮丧地回到宿舍。
走进宿舍，见除了杨阳已经躺到床上外，其余四个人正围坐一圈，在有说有笑地洗着脚。我艰难地穿越过那些泡着脚和袜子的脸盆坐到自己床上，马杰问我：“复习得怎么样？”
我说：“明天悬了，看了还没一半。”
马杰安慰我说：“没事儿，我看得也不好，明天上午还要接着看。”看他轻松的神态没有流露出半点儿焦急的意思。
我掏出高数书继续复习，他们谈笑风生地擦脚、洗袜子、倒水，然后陆续上床。
宿舍楼在考试期间不掐电，马杰上床前看也没看我一眼，随手关了灯。
“操！”我喊了一声。
“怎么了？”马杰说。
“你没看见我正在看书吗！”
“都挺晚了，明天还考试呢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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