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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渡过辽水亲临战场，统帅部在没有任何干涉的情况下全面掌控战场指挥权、如臂指使地指挥第三次东征的时间十分有限，为此，统帅部的大将军们达成共识，在有限时间内竭尽所能争取最好战果。
具体来说，就是吸取前两次东征失利的惨痛教训，不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之得失，不再主次颠倒、本末倒置，不再犯下低级错误，坚决执行既定决策，以主要力量攻打平壤，以辅助力量包围东进途中的辽东城、乌骨城等数座重镇，且围而不攻，只以最小代价保障主力大军的粮道安全即可。
如此一来，崔弘升的任务就艰巨了，风险就很大了，但只要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到平壤城下，给主力大军跟进包围平壤打开通道，那么即便圣主和中枢到了辽东战场，圣主亲临辽东城下，粗暴干涉统帅部的指挥，要再一次挥师攻打辽东城洗雪耻辱，统帅部也有充足理由劝谏和恳求圣主了，毕竟崔弘升已孤军深入，若主力大军不迅速跟进支援，等于置崔弘升和选锋军于死地，等于置第三次东征于败北之绝境，而这是圣主所不能接受的，所以圣主必然会做出正确选择，绝无可能再集中力量攻打辽东城，再在同样的地方犯下同样的错误。
崔弘升要兵贵神速直杀平壤，但这一决策他不能也不敢公开告诉自己的部下。
事实上统帅部并没有公开做出这一决策。统帅部高层出于政治考虑，几位大将军明明都有这个想法，却都不敢公开做出这个决策，只是在彼此间形成一种默契，而这个默契就是，只要崔弘升的选锋军推动战局向统帅部预设的方向高速发展，统帅部就密切配合，宇文述、郭荣、李景和薛世雄四位大将军就会倾尽全力尾随跟进，就会把主要力量投到攻打平壤的这个最高目标上。
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，原因就在于中央集权，就在于圣主和中枢对卫府军权的削弱和蚕食，就在于卫府已失去在战争决策中所应该拥有的地位和话语权。
此次东征，圣主和中枢尚未亲临战场，统帅部真正掌控了全部的战场指挥权，但这并不代表统帅部就可以为所欲为，就可以把圣主和中枢丢到一边，就可以单纯从军事上去争取东征的胜利，而完全不考虑这种行为将在政治上给卫府和他们自己所带来的危害。
前两次东征，远征大军渡过辽水就开始猛攻辽东城，久攻不下就愤怒、急躁，就像一头失去理智的野公牛，瞪大一双通红的眼珠子，不管不顾疯狂攻击，完全忘记了东征的目标是平壤，而不是辽东城这座边陲小镇，但这是中枢决策，是圣主诏令，甚至圣主亲临战场、亲冒矢石、身先士卒、奋勇当先，你军方除了舍身赴死外还能说什么？你不打就是抗旨，就是怯战，甚至图谋不轨别有居心，在政治上就是自取死路，难道你还能牛逼哄哄地指责圣主和中枢是错误的？
中央集权导致威权至上，威权至上导致一言堂，对的是对的，错的也是对的，若有人指责圣主和中枢错了，当然就是挑衅威权，就是*****就是威权的敌人，于是灰飞烟灭。
这种政治大环境下，即便是圣主的绝对心腹宇文述，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，战战兢兢，畏首畏脚，唯恐一失足成千古恨，所以他在第三次东征中，即便表露出了阻止圣主御驾亲征的意图，并小心翼翼地给圣主设置一些障碍，但打的都是“维护圣主和中央威权”的旗号，政治正确，就算激怒圣主也不会付出不可承受之代价。
由此不难推及郭荣、李景、薛世雄和崔弘升等四位大将军的心理了，他们绝无可能在政治上犯错误，而若想政治正确，首先在军事决策上就不能与圣主和中枢对着干，渡过辽水后就不能不打辽东城，否则你如何解释？你敢说圣主和中枢在前两次东征中倾尽全力攻打辽东城是错误的？如果攻打辽东城是错误的，那前两次东征的失利岂不都是由圣主和中枢瞎指挥造成的？你这不是公开质疑圣主和中枢的威权吗？你这不是****吗？
所以宇文述等人虽然都不想攻打辽东城，都想一门心思快马加鞭直杀平壤，但谁都不敢公开做出这一决策，于是只能形成默契，嘴上说打辽东城，实际上直杀平壤，如此一来既迎合了圣主和中枢的心意，维护了他们的威权，保持了政治正确，又能在圣主和中枢亲临战场后，不留痕迹地把攻击策略重新调整回来，以维护自身之安全。
崔弘升因此很矛盾，面对诸军将的请命，他不好严词拒绝，以免打击大家的积极性，挫伤了士气，但又不能答应，不能让辽东城拖住大军前进的脚步，延误大军攻打平壤的时间，所以崔弘升只能一推了之，什么时候攻打辽东城，统帅部说了算，诸公稍安勿躁，等宇文述和郭荣两位正副统帅来了再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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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渡过辽水亲临战场，统帅部在没有任何干涉的情况下全面掌控战场指挥权、如臂指使地指挥第三次东征的时间十分有限，为此，统帅部的大将军们达成共识，在有限时间内竭尽所能争取最好战果。
具体来说，就是吸取前两次东征失利的惨痛教训，不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之得失，不再主次颠倒、本末倒置，不再犯下低级错误，坚决执行既定决策，以主要力量攻打平壤，以辅助力量包围东进途中的辽东城、乌骨城等数座重镇，且围而不攻，只以最小代价保障主力大军的粮道安全即可。
如此一来，崔弘升的任务就艰巨了，风险就很大了，但只要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到平壤城下，给主力大军跟进包围平壤打开通道，那么即便圣主和中枢到了辽东战场，圣主亲临辽东城下，粗暴干涉统帅部的指挥，要再一次挥师攻打辽东城洗雪耻辱，统帅部也有充足理由劝谏和恳求圣主了，毕竟崔弘升已孤军深入，若主力大军不迅速跟进支援，等于置崔弘升和选锋军于死地，等于置第三次东征于败北之绝境，而这是圣主所不能接受的，所以圣主必然会做出正确选择，绝无可能再集中力量攻打辽东城，再在同样的地方犯下同样的错误。
崔弘升要兵贵神速直杀平壤，但这一决策他不能也不敢公开告诉自己的部下。
事实上统帅部并没有公开做出这一决策。统帅部高层出于政治考虑，几位大将军明明都有这个想法，却都不敢公开做出这个决策，只是在彼此间形成一种默契，而这个默契就是，只要崔弘升的选锋军推动战局向统帅部预设的方向高速发展，统帅部就密切配合，宇文述、郭荣、李景和薛世雄四位大将军就会倾尽全力尾随跟进，就会把主要力量投到攻打平壤的这个最高目标上。
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，原因就在于中央集权，就在于圣主和中枢对卫府军权的削弱和蚕食，就在于卫府已失去在战争决策中所应该拥有的地位和话语权。
此次东征，圣主和中枢尚未亲临战场，统帅部真正掌控了全部的战场指挥权，但这并不代表统帅部就可以为所欲为，就可以把圣主和中枢丢到一边，就可以单纯从军事上去争取东征的胜利，而完全不考虑这种行为将在政治上给卫府和他们自己所带来的危害。
前两次东征，远征大军渡过辽水就开始猛攻辽东城，久攻不下就愤怒、急躁，就像一头失去理智的野公牛，瞪大一双通红的眼珠子，不管不顾疯狂攻击，完全忘记了东征的目标是平壤，而不是辽东城这座边陲小镇，但这是中枢决策，是圣主诏令，甚至圣主亲临战场、亲冒矢石、身先士卒、奋勇当先，你军方除了舍身赴死外还能说什么？你不打就是抗旨，就是怯战，甚至图谋不轨别有居心，在政治上就是自取死路，难道你还能牛逼哄哄地指责圣主和中枢是错误的？
中央集权导致威权至上，威权至上导致一言堂，对的是对的，错的也是对的，若有人指责圣主和中枢错了，当然就是挑衅威权，就是*****就是威权的敌人，于是灰飞烟灭。
这种政治大环境下，即便是圣主的绝对心腹宇文述，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，战战兢兢，畏首畏脚，唯恐一失足成千古恨，所以他在第三次东征中，即便表露出了阻止圣主御驾亲征的意图，并小心翼翼地给圣主设置一些障碍，但打的都是“维护圣主和中央威权”的旗号，政治正确，就算激怒圣主也不会付出不可承受之代价。
由此不难推及郭荣、李景、薛世雄和崔弘升等四位大将军的心理了，他们绝无可能在政治上犯错误，而若想政治正确，首先在军事决策上就不能与圣主和中枢对着干，渡过辽水后就不能不打辽东城，否则你如何解释？你敢说圣主和中枢在前两次东征中倾尽全力攻打辽东城是错误的？如果攻打辽东城是错误的，那前两次东征的失利岂不都是由圣主和中枢瞎指挥造成的？你这不是公开质疑圣主和中枢的威权吗？你这不是****吗？
所以宇文述等人虽然都不想攻打辽东城，都想一门心思快马加鞭直杀平壤，但谁都不敢公开做出这一决策，于是只能形成默契，嘴上说打辽东城，实际上直杀平壤，如此一来既迎合了圣主和中枢的心意，维护了他们的威权，保持了政治正确，又能在圣主和中枢亲临战场后，不留痕迹地把攻击策略重新调整回来，以维护自身之安全。
崔弘升因此很矛盾，面对诸军将的请命，他不好严词拒绝，以免打击大家的积极性，挫伤了士气，但又不能答应，不能让辽东城拖住大军前进的脚步，延误大军攻打平壤的时间，所以崔弘升只能一推了之，什么时候攻打辽东城，统帅部说了算，诸公稍安勿躁，等宇文述和郭荣两位正副统帅来了再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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